日子，在化工厂震耳欲聋的轰鸣声、刺鼻的化学品气味和陈默身上永远洗不干净的、混合着汗臭与机油的味道中，被切割成一个个漫长而痛苦的片段。
白天，他像一具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，在出租屋那张硬板床上昏睡。身体极度疲惫，睡眠却总是浅而多梦，梦里充斥着冰冷的催款单、疤脸强狰狞的脸、姐姐麻木的眼神，还有那仿佛永远拧不完的、沾满油污的巨大阀门。往往睡不到几个小时，就会被噩梦惊醒，或者被身体深处传来的阵阵酸痛唤醒。
醒来时，窗外多半是灰蒙蒙的下午。出租屋里很安静。陈母总是轻手轻脚，要么在狭窄的厨房里准备些简单的饭食，要么坐在小板凳上，戴着老花镜，缝补着陈默那几件被防护服磨破或沾染上洗不掉污渍的旧衣服。阳光透过蒙尘的窗户，落在她花白的头发和布满皱纹的手上，安静得让人心头发酸。
杨雪恢复得不错，大部分时间靠坐在床头，刷着手机。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，表情平静，甚至带着点大病初愈后的慵懒。她很少下床，需要什么，轻声唤一声“妈”或“默”，陈母便会立刻放下手里的活计，或者把刚躺下没多久的陈默叫醒。
陈默挣扎着起身，头痛欲裂，四肢像灌了铅。他沉默地倒水，递药，削水果（通常是便宜些的苹果或梨），或者出去买杨雪偶尔突然想吃的东西。每一次被叫醒，都像是在透支他本就所剩无几的生命力。
“默，帮我拿下充电器，在那边桌上。”
“默，我想喝点水。”
“妈，今天的粥好像有点淡了？”
“默，我手机没流量了，你帮我充一下话费。”
这些细碎的要求，像一根根无形的丝线，缠绕着他，将他牢牢捆绑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，不得喘息。他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，麻木地执行着指令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回应也总是简单的一个“嗯”字。
只有在陈母将一碗熬得粘稠、散发着米香的白粥和一小碟她亲手腌制的、咸香脆爽的萝卜干放在他面前时，陈默那死寂的眼底，才会极其短暂地掠过一丝微弱的光亮。
“默，快趁热吃。”陈母的声音总是带着小心翼翼的疼惜，生怕惊扰了他，“吃饱了才有力气。”
陈默埋下头，用勺子大口大口地喝着温热的粥。米粒煮得软烂，带着最朴实的甜味。咸香的萝卜干嚼在嘴里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是这寡淡日子里唯一的一点滋味。胃里有了暖意，那深入骨髓的冰冷疲惫似乎也被驱散了一丝丝。他喝得很快，很急，仿佛要把这短暂的温暖和能量都贪婪地吸收进去，用以支撑接下来漫长而黑暗的搏命。
他从不抬头，只是专注地、近乎凶狠地吞咽着碗里的食物。陈母就坐在他对面的小凳子上，安静地看着，浑浊的眼里满是心疼，偶尔轻轻叹一口气，又怕被他听见，很快收住。
一碗白粥下肚，身上终于有了点热气。但这点暖意，很快就会被即将到来的、更深沉的夜色和更严酷的工作环境所吞噬。
傍晚时分，陈默会再次穿上那身散发着异味、厚重闷热的防护服，戴上勒脸的防毒面具。出门前，陈母总会追到门口，布满老年斑的手紧紧抓住他的胳膊，力道不大，却带着无法撼动的担忧和叮嘱：“默啊…千万…千万小心！看着点脚下！闻着不对味儿赶紧跑！听见没？钱…钱是小事！人得回来！” 她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。
陈默点点头，依旧是那个简单的“嗯”字。他不敢看母亲的眼睛，怕看到里面浓得化不开的恐惧。他拉开门，将母亲那瘦小的身影和出租屋里昏黄的灯光关在身后，再次踏入外面冰冷而污浊的空气里，走向那灯火通明、如同钢铁坟墓般的化工厂。
夜班，是炼狱的轮回。
巨大的反应釜如同沉默的巨兽，管道纵横如同迷宫。领班粗哑的吆喝声在机器的轰鸣中显得格外刺耳。空气灼热，混杂着各种化学品难以形容的刺鼻气味，即使戴着防毒面具，那股味道也顽固地钻进鼻腔，渗入肺腑，带来阵阵恶心和眩晕。
陈默的任务越来越重。从最初的跟着检查，到现在需要独自攀爬高耸的脚手架，检查高处管道的压力表；需要钻进狭窄闷热的设备夹层，更换磨损的密封垫片；需要在震耳欲聋的泵房，忍受着巨大的噪音，监控仪表的读数。
汗水从未停止流淌。防护服内像个蒸笼，每一次动作都耗费巨大的体力。劣质的防毒面具边缘将脸颊和鼻梁磨得红肿破皮，汗水浸透伤口，带来钻心的刺痛。手臂因为长时间用力拧动沉重的阀门而酸痛得抬不起来，双腿因为攀爬和站立而沉重麻木。
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橡胶和化学品的混合怪味，每一次心跳都在沉重的疲惫中挣扎。眼前有时会阵阵发黑，耳边除了机器的咆哮，只剩下自己粗重得像破风箱一样的喘息。
支撑他的，只有口袋里那几张薄薄的、沾着汗水和油污的钞票。五百块。这是他用命搏来的血汗钱。是他堵住高利贷利滚利怪兽的微薄沙石，是杨雪药瓶里一颗颗白色药片的来源。
夜班结束，走出工厂大门的那一刻，身体和精神都濒临崩溃的边缘。黎明的微光刺得他睁不开眼。他拖着沉重的步伐，像一具行尸走肉般走向公交站。车上零星几个同样下夜班的工人，个个都和他一样，脸色灰败，眼神空洞，身上散发着同样的疲惫和异味。
回到家，迎接他的，往往依旧是杨雪一句随口的吩咐，或者一个需要满足的小要求。他机械地完成，然后一头栽倒在床上，在身体极度的酸痛和精神的极度疲惫中，坠入短暂而混乱的睡眠。
周而复始。白天的昏睡与白粥，夜晚的轰鸣与汗水。他的世界，被切割成两个极端：出租屋里那短暂却沉重的、被琐碎需求填满的压抑，以及化工厂里那漫长而致命的、用生命换取钞票的煎熬。在这无休止的循环中，陈默像一个被抽打着旋转的陀螺，麻木地、沉默地承受着，眼神里的光，一天比一天黯淡下去，只剩下一种深不见底的、认命的疲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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